人均收入增长是人类福祉之源，因为一切都由此而开始，没有这样的增长，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增长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迄今为止不过二百年，大致始于麦迪森的“1820年转折”。

增长怎么来的？可以说增长始于交易，或交换。但是交易的出现并不只是由于存在剩余。最关键的一点，剩余必须是源于自由人可以支配的剩余。这个定义有很深的含义，因为它包括最基本的权利问题。我们经常说市场扭曲了，为什么？其根本上是权力的扭曲，干预了公平竞争。交易需要一个基于规则的、平等和自由参与的、通过竞争及妥协，最终使所有参与者在利益上各得其所的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市场。

总结一下，市场是一个利益驱动的、竞争性的供给与需求网络，企业家是其中的灵魂。经济因为这样一个能促进自由竞争、自由企业生长的市场制度的扩张而增长。

按照麦迪森的数据，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最终否定了重商主义。这是因为基于规则的自由竞争制度及其不断的纠错过程，使交易各方的市场规模可以持续扩张。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就不会有分工和专业化。正式由于有了这样的条件，才出现了内生性的分工和专业化，最终刺激推动了技术进步、工业革命、经济增长。

唯一试图挑战市场制度的就是20世纪以“苏东集团”为代表的中央计划制度。它在“冷战”中败北，不是运气不好，而是根本不可能胜出，因为其本质上也是一种重商主义，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这个观点。中央计划制度是一种通过政府权力强行改变要素相对成本以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重商主义制度。麦迪森认为这个制度就是从损人利己出发，以害己收场。

在这个制度里，官员取代了企业家，计划取代了自由生产和交易，相比真正的市场经济，这种制度安排既没有效率上的竞争力，也没有创新上的竞争力优势。

战后中国经济增长之路跌宕起伏，而市场化改革能够不失时机地吸收人类技术革命产生的成熟的商业化成果。无论以什么保守方法重新估算，1978年后的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长期的高增长，再创了1950至1980年代日本引领的东亚奇迹。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也出现了持续的减速。始于2020年初的三年新冠疫情加剧了减速。

但是从我们的实证结果看，特别是从产业和要素贡献、投入结构和反映制度质量的TFP（全要素生产率）看，结构性/制度性的减速早已开始，与新冠疫情无关。

中国经济虽然看似“成功地”应对了两次颠覆性的外部市场冲击(1998、2008) 但是强势的“保增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市场功能，固化了某些长期的结构扭曲问题。

市场必然会有波动，投资者要从市场本身的波动当中学习，而“保增长”实际上关掉了市场的学习功能，结果让结构问题长期积累。这种扭曲始自政府因追求增长速度对经济活动施加的过多干预，影响了从要素成本、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再到收入分配、人口过程等诸多方面。

持续的经济减速压缩了可能纠正扭曲的空间，反而鼓励了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问题，结果可能进一步加重扭曲。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纠正扭曲的困难也来自那些因长期扭曲所滋养的利益集团的阻力。但是不纠正扭曲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无法面对市场的效率和创新压力，最终可能不得不放弃市场化。

经济增长研究中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误解。TFP增长反映效率的提高，本质上是无成本所得，是产出对效率提高的奖励。反之，TFP下降表明效率下降，是该经济体为效率损失付出的成本。效率提高可能源于技术进步(排除研发成本)，或制度改善(包括管理、组织、法律、政策、政治)，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增长核算模型得到的是二者的净效果)。

有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创新首先只在个别企业出现，不可能在所有的企业同时出现，而且在观察期（通常是一年）内只可能产生有限的传播，整体经济的TFP增长通常会极为缓慢。这是Jorgeson和Griliches在1967年提出的zero TFP hypothesis。随后大量的研究基本上证明了这一点，只要能够把投入更准确地计算出来，会发现整体经济平均TFP增长的贡献的确变小。这不是坏事，这是事实，也许它挑战了一直以来大家对于TFP的崇拜。

再看发展中经济体情景：由于制度改进（如改革、开放）的推动，也由于通过引进获得的技术属于适用型和成熟型的技术（有别于发达经济体的原创技术），技术进步和TFP改善的速度会明显快于(接近新古典情景的)发达经济体，但其对整体经济持续的效率影响只能通过适应新技术的、不断深入的制度改进才可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TFP增长不可能是稳定的，极有可能会出现TFP下降，因为制度改进和改革开放是有阻力的，新技术与现有制度的矛盾所产生的新问题，以及旧技术、旧职业和旧部门及其利益集团的抵抗等都会成为阻力，导致进行中的制度改进停滞，甚至出现制度退步。

有两种流行的主要错误观点：一是认为TFP仅与创新有关，所以处于技术引进和模仿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没有TFP增长，也不需要关注TFP指标；二是认为新技术内含于引进的设备之中，因此无法由TFP反映出来。问题是，不管新技术是引进还是模仿，是内含还是独立于设备，都是有成本的，都需要通过产出进行效率评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问题，是任何一个企业家都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即必须通过产出来评价投入是否有效率，是否值得。这些错误观点显然违背了对经济增长的经济学理解。

我把全要素生产率做一个指数，假定都从1978年开始，无初始点差异，把所有重大的政策变化、经济改革、外部冲击都标出来。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当中国经济每一次被大的改革举措推动起来的时候，TFP上升的斜率是惊人地一致。好像有一个基本面在那里，一旦给了正确的政策环境它就把效率推上来了，持续多长时间不固定。这似乎是一个制度特点。如果再把要素的重置效果放大，我们看到资本重新配置效果到了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反而停止改善了，尽管行业内部的效率在上升。这好像是说，在行业内部改善效率的同时，政府没有放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只要政府干预资源配置，就会影响整个经济的交易成本，就会挤出一些和政府没有关系的企业，结果，整体经济肯定会有TFP损失。长期看，这个情况日益严重。如果这个损失能避免，经济增长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不仅是增长率会更高，更重要的是经济就会有更大的活力。劳动重新配置的TFP效果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中国有一个少有的灵活的劳动市场，因为我们的劳动在资本面前力量严重不足，集体议价的权利很小，也没有得到政府足够的保护。所以，工人的劳动报酬并没有基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调整，结果提高了资本报酬，也提高了政府的收入——税收，进而鼓励了过度投资。这种模式不能持续，因为中国劳动力数量十年来持续在下降。

政府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推动技术进步，但没有意识到在技术进步加速的时代，因产业政策导致资源错配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