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这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的深刻变革的过程。”中东的现代化探索始于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百年改革和近代埃及改革，其内容主要是军事和器物层面对西方的模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东地区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其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国的改革以及西方列强在其殖民地或委任统治地推行的现代化；“二战”后，伴随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中东主要国家开始全面推进现代化，埃及、土耳其、伊朗、沙特等国家的现代化各具特色；冷战后，中东国家现代化进入到更加复杂、多元的时期。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基本包括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种形态。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属于内生性，而中东地区的现代化是中东各民族在对西方扩张进行回应过程中对民族发展道路的探索，具有典型的外源性特征。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开拓者罗荣渠先生指出，尽管现代化进程中均交织着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冲突，但“在非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这一冲突是在压缩很短时间内的，是突发性的，而且是异质文化的激烈撞击，到处都引起历史传承性的断裂”。因此，自近代以来，在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面冲击下开始的中东现代化进程，始终充满各种矛盾冲突而异常曲折复杂，“它的曲折性是非西方社会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一个典型例证。按一般规律，历史与文化传统悠久、深厚和自成体系的程度，决定了现代化变革阻力和冲突的程度”。
对于中东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冲突，西方学界多认为中东的历史传统和文明属性使其排斥源于西方的现代化。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当代中东的历史发展先后经历了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反体系时期，特别是伊斯兰主义强烈反对西方化、世俗化，并提出了“关于再建世界体系的其他历史可能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是“造成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也是伊斯兰主义排斥现代化的根源。伯纳德·路易斯等人的“伊斯兰例外论”则认为伊斯兰文明存在先天缺陷，难以容纳民主化、世俗化等现代性因素。
事实上，中东地区并不排斥和拒绝现代化，而是要找到符合自身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的现代化道路。当前，中东各国提出的各种发展远景本身就是对现代化的探索。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根源于其作为外源性现代化所面临的传统与现代、内部与外部等矛盾冲突，这也正是本文试图简要分析的主要问题，这里主要分析安全和发展、自主和依附、国家与宗派、世俗与宗教的矛盾。
一、安全与发展的矛盾
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屡遭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安全环境恶劣，造成安全赤字和发展赤字叠加且恶性循环的顽疾，导致现代化进程缺乏和平发展的环境，并使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被破坏、被中断乃至彻底失败。历史表明，形形色色的中东地区冲突（国家内部冲突、国家间冲突、外部军事干预）和地区国家对抗对中东现代化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首先是内战或内部冲突，如黎巴嫩内战；数次苏丹内战；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四国政府与库尔德人的冲突；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教派冲突对现代化的破坏。其次是地区冲突，如历史五次中东战争对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现代化进程的破坏；新一轮巴以冲突对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经济社会发展的破坏；历史上“两伊战争”对伊拉克、伊朗现代化的破坏。再次是大国干预战争，如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等都对相关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严重破坏。最后是地区国家对抗，如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埃及与沙特、伊朗与伊拉克、沙特与伊朗、土耳其与沙特、以色列与伊朗的长期对抗，都严重破坏了地区发展环境。
总之，在具有冲突性特征的地区体系下，中东国家发展缺乏和平发展的地区环境与地区机制，进而形成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长期恶性互动，即地区国家重安全、轻发展的传统根深蒂固，导致安全困境制约、掣肘发展，而发展缺失又加剧安全困境，这也是中东地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猖獗的深层次原因，进而使中东地区成为全球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此外，在冲突性地区体系的影响下，对抗思维、安全困境和零和博弈构成了中东地区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进而使中东国家缺乏互信，严重制约了中东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地区国际合作和经济一体化。长期以来，中东国家长期选择安全优先，不断扩充军备，军费开支居高不下，进而严重制约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二、自主与依附的矛盾
在现代化进程中，尽管中东国家为实现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遗产和强权政治外部干预的长期存在，以及国家内部统治者对西方的长期依赖，导致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很难彻底摆脱西方的影响。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承担着救亡和图存的双重历史使命，其追求自主的进程表现为在民族主义推动下，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断高涨的民族民主革命。首先是“中东的觉醒”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民主运动，其标志是1908—1909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和1905—1911年的伊朗立宪革命。其次是“中东的抗争”，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次民族民主运动高潮，一系列民族国家相继诞生。最后是“中东的巨变”，即“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民族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在此过程中，中东国家基本实现了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特别是在废除外国经济特权，实现经济资源尤其是石油国有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但是，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从始至终都存在着对西方特别是殖民宗主国的依附。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百年改革深受西方的控制，特别是德国、法国、英国都对其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奥斯曼帝国获得治外法权等特权；土耳其独立后尽管实现了民族独立，但始终以西方化为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在冷战时期更是在安全上严重依附于西方。埃及近代的阿里改革严重依附于欧洲，进入当代后，埃及先是依附苏联、后又依附美国，尤其是萨达特执政以来大量接受美国援助，使得埃及严重依附美国。20世纪80年代，埃及听命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严重破坏了埃及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最终导致其现代化失败，留下了十分沉痛的教训。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先是受到英国、苏联、德国的控制，后又过度依附美国，在美国的控制下推行激进世俗化、西方化的“白色革命”，最终导致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此外，沙特等海湾国家也长期在安全上依附美国。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中东国家现代化受挫和伊斯兰复兴的兴起，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又出现了伊朗推行伊斯兰化，否定世俗化和西方化的封闭倾向，进而从依附西方走向了自我封闭的另一个极端。
三、国家与宗派的矛盾
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国家构建是指“从各个方面打破国内各个地区、各个族体间的壁垒，建立和健全全国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系统，建立和发展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商品流通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传播统一的语言以及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统一的文化模式”。中东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阿拉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伊朗民族主义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主义进行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促进了中东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革。
但是，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的外缘性、后发性特征，使得外部因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内部传统因素（帝国、宗教、种族、族群、教派、部落、地方）异常复杂，使得民族国家处在超国家力量（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次国家（族群民族主义、教派主义、部族主义等）的撕扯和挤压之中，而国家政权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政策失误和偏差，则进一步加剧了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困难，其核心问题是民族国家受到了超国家和次国家宗派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的双重掣肘。
首先，超国家的宗派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对民族国家构建的消极影响。泛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构成了中东地区超国家政治思潮的表现形式，并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产生了制约作用。例如，阿拉伯国家深受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在独立后形成了一个民族建立22个国家的复杂事实，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以阿拉伯民族认同为基础，以阿拉伯民族统一为目标追求的政治思潮和运动，如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都曾致力于阿拉伯统一。阿拉伯统一运动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阿拉伯国家的联合，但它也与各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矛盾，甚至会成为阿拉伯国家干涉他国内政、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的工具。此外，追求伊斯兰统一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也是影响阿拉伯国家构建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泛民族认同、泛宗教认同的关系成为阿拉伯国家独立后面临的迫切政治任务。又如，土耳其的民族国家构建深受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奥斯曼主义的影响，体现了种族认同、宗教认同、帝国认同等多元认同既相互交织又相互矛盾的复杂现实。
其次，次国家宗派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对民族国家构建的消极影响。族裔民族主义、教派主义、部落主义构成了中东地区主要的次国家的宗派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族裔民族主义是国家内部以族裔认同（语言、宗教、文化等）为基础、追求自身族群自治或独立的民族主义。长期困扰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四国的库尔德分离主义，就属于典型的族裔民族主义。在库尔德人的自治和独立运动中，建立了各种政治组织，或寻求从所在国分离出去独立建国，或寻求建立统一库尔德民族的国家，尤以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影响最为引人注目。教派主义是中东地区特有的基于宗教或教派认同，维护教派利益并排斥其他教派的宗派主义，伊拉克、也门、叙利亚、黎巴嫩、沙特、巴林等国家，都深受教派矛盾的影响。而部落主义更是中东国家的普遍形态，并造成国家认同脆弱、中央政权与部落势力矛盾冲突严重，如当前也门、利比亚、苏丹的动荡均深受部落主义的影响。
四、世俗与宗教的矛盾
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是民族主义力量，突出表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伊朗民族主义对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现代化进程的主导作用，而世俗化则构成了中东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并对作为中东地区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但是，伴随中东地区现代化陷入挫折，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被边缘化的伊斯兰教开始以伊斯兰主义的形式反思、批判乃至否定世俗民族主义效仿西方的现代化，进而引发了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种模式。
首先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割裂，它彻底废除哈里发制度和苏丹制度等政教合一体制，推行彻底的世俗化。尽管如此，土耳其也在多党制后多次出现伊斯兰政党，并出现温和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自2002年以来长期执政的情况，但它并不谋求也难以改变世俗化的发展方向。
其次是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合成式，它试图把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融入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协调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但并不成功，并导致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世俗民族主义国家政权长期交恶，进而形成世俗民族主义打压伊斯兰主义，伊斯兰主义挑战世俗民族主义的长期斗争。
最后是伊朗民族主义的先合后分式。近现代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什叶派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以致出现了特殊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伊朗民族主义形态；但在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后，伊朗世俗民族主义激进的现代化、西方化进程导致什叶派政治势力的强烈反抗，最终导致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革命。
总之，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民族主义在中东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经济发展道路等方面均占有主导地位，并使伊斯兰教在民族主义的挤压下而处于“政治边缘化”的地位。
但是，伴随1967年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惨败，以及多数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遭遇挫折，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兴起的伊斯兰主义开始向世俗民族主义发起挑战。伊斯兰主义是指主张按照伊斯兰原初教旨变革现实社会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场反对世俗化和西方化，全面推行伊斯兰化的运动。其基本宗旨是反对西方化、反对世俗化，主张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建立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体现“真主意志”的伊斯兰国家；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社会公正、平等和正义，反对西方的经济制度；在法律上主张以伊斯兰教法替代受西方影响制定的世俗法律体系；在文化上反对西方化、世俗化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宗教认同挑战民族认同，民族主义强调以语言、地域、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坚持以民族认同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主要政治理念，而伊斯兰主义认同的是超越种族、民族、地理和国家疆域的普世性的信仰共同体，并把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穆斯林社团作为政治组织形式的理想原型。
其次，真主主权挑战国家主权，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合法性基石在于体现人民主权的国家主权，但伊斯兰主义却强烈反对国家主权和以此为基础的民族国家，要求建立以“真主主权”为基础、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最后，伊斯兰化道路挑战世俗化道路：在社会发展道路方面，民族主义坚持国家与宗教分离、法律与宗教分离、教育与宗教分离的世俗化道路；而伊斯兰主义坚持国家、法律、教育与宗教相结合即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化道路。
伊斯兰主义挑战世俗民族主义与中东国家现代化受挫存在密切关系，发展理论的贫乏，发展道路的迷失，现代化受挫导致的认同危机和政治合法性危机，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政治、经济和外交严重依附西方，都构成了诱发伊斯兰主义的社会根源。但是，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反政府活动尤其是其激进派别的暴力活动，反过来又严重破坏了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五、结语
综上所述，安全和发展、自主和依附、国家与宗派、世俗与宗教的矛盾，构成了中东地区现代化的主要矛盾，但归结起来，又可归结为传统与现代、内部与外部两类矛盾。一方面，中东地区处在欧亚非三洲交会的战略要地，历史上是各大帝国和各种文明频繁碰撞之地，近代以来又沦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力量频繁争夺、控制和渗透的地区，进而使该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深受外部政治力量、思潮、运动的影响，安全与发展的矛盾、自主与依附的矛盾都与内部与外部矛盾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由于中东地区是历史传统尤其是宗教传统较为深厚的地区，因此其现代化进程始终交织着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国家与宗派的矛盾、世俗与宗教矛盾在本质上都是传统与现代矛盾的体现。
但是，尽管中东地区的现代化道路受到很多复杂尖锐矛盾掣肘并充满曲折乃至失败，但中东地区并不排斥和拒绝现代化，它所排斥的是盲目照搬和外部强加的所谓现代化。中东国家一直在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并出现了侧重现代的土耳其现代化和注重传统的海湾现代化等较为成功的模式，未来中东也一定会出现更加丰富、多元的现代化模式。
文章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4年第四辑 总第二十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