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之中，“元亨利贞”四字，为数甚多，也可以说是《易》经所有文字中最难解释的文字。近人高亨作《周易古经通说》，第5篇曰《元亨利贞解》，汇集卦爻辞中之有“元亨利贞”之字者，分类排列，又结合古代文字训诂，详加讨论；黄庆萱著《周易纵横谈》，其中有《周易元亨利贞析义》，归纳《周易》经传言及“元亨利贞”者，察其句读，考其分合，详加比较，以定诸义，皆多有发明。黄氏云：“或合用，或分用，其义亦多异说”，“不可固执一义也”。这正如唐孔颖达所说：“《易》含万象，事义非一，随时曲变”，“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对于解读《易》经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曾对其学生强调阅读《周易》的方法说：“今人读《易》，当分三筹。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须是将伏羲画底卦做一样看……孔子说底做一样看，王辅嗣、伊川说底各做一样看。”今撰此文，依据朱熹“将易各自看”的易学观，把《周易》经、传、学看作一个发展的过程，以此梳理“元亨利贞”说的演变，希望获得更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认知，并就教于方闻之士。
一
关于《易经》中“元亨利贞”四字的理解，自从《文言传》提出以仁、礼、义、固四德说，予以解释以来，影响深远。但以此阅读《易经》，多有扦格难通之感。至唐孔颖达、李鼎祚引《子夏传》：“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之后，几乎成了解释“元亨利贞”的通例。宋人朱熹又稍加变通，提出：“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近代学者吸取历史主义的方法，以经解经，以传解传，取得了重要成果。高亨以为：“元，大也；亨，即享祀之享；利，即利益之利；贞，即贞卜之贞也”。其《周易大传今注》更进一步说：“元，大也。亨即享字，祭也。利即利益之利。贞，占问。”此种解释，也曾产生了广泛影响。现参考前人旧说，略辨如下。
首先说“元”。以大释元，在训诂学上确有依据，但认为《易》中元字皆为此义，却有不周延之处。因为“元吉”之外，《易经》中还常言“大吉”。既然二者并列使用，就应该有所差别。否则，就没有必要用两个概念。《说文》云：“元，始也。”《尔雅·释诂》云：“元，首也。”元，即开始第一个，为首为长者。所以《文言传》释元为：“元者，善之长也”。也就是说，元是善的首领，是善之最。因此，元吉也不是一般的大吉，而是吉中之最，当释为“最吉”。准此，“元夫”似亦不宜释为“大夫”，而以“首领”为佳。
其次析“亨”。古人以通释亨，并无不可。只是亨通之通，并非一般的通，而是使人与神相沟通。这与释亨为享，解为祭祀，也不相矛盾。《周易》鼎卦《彖传》曰：“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是享祭、享宴，其字作“亨”，也可作“享”。在《周易》不同的卦爻辞中，可根据具体的语境，或释为祭祀，或释为沟通，或释为亨通，不必一例求之。以困卦为例，“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意为，处于困境，与神进行沟通。占问，大人吉祥，没有过错。如果释亨为亨通，则于义不畅。处于困境，何言亨通？至于大过卦辞“栋桡，利有攸往，亨”；节卦卦辞“节，亨”及六四爻辞“安节，亨”，则以释为亨通为佳。
将“利”释为宜，还是解为利益之利，讲宜于某某，还是讲有利于某某，均无碍大局，一般读者也不会产生更多歧义，此不赘言。
最后辨“贞”。古人释贞为正，”殷、周人通过灵龟的占卜以确定是否建宅镐京的行为。占卜是要人神沟通，在古人看来，是十分神圣的事情，必须态度端正，毕恭毕敬。大约由此，卜问也即“贞”便获得了正的含义。然而，如果均以正释贞，《易经》中的“贞凶”、“贞厉”，就很难让人理解。历代注家于此多解为“守正之凶险”，也实在失之于牵强附会。所以，现代学者吸取许慎的说法，以贞为占问，是今人解经的一个贡献。《说文》云：“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贽。”这可能较为接近“贞”字的本义，因为它说明了“贞”字的由来，即用贝壳作为礼物向神灵进行卜问。我们认为，对于《周易》经文中的“贞”字，一般情况下，可释为占问；而有些地方也可以释为守正或坚贞，不必定于一体，不必一例求之。
如此以来，《易经》中乾、坤、屯、随、临、无妄、革七卦的“元亨利贞”，则宜取朱熹句读，读为“元亨，利贞”。“元亨”即占问开始，先行沟通。这样，神灵才能接受你的咨询，你自己方能获得有利的占问。而这有利的占问，也就是所谓的“利贞”了。
二
《易》本卜筮之书。从《左传》、《国语》所提供的材料看，春秋时人主要是从筮法的角度解释卦爻辞，用来说明所占之事的吉凶。但是，随着人们理性思维的觉醒，一些进步人士开始摆脱宗教巫术的束缚，而赋予《周易》越来越多的本来所没有的含义。例如，《左传》有“《易》不可以占险”的说法，完全是一种创新的思想。这是认为，只有具备忠、信、善三种品德的人，用《周易》占问正大光明之事，才会有灵验，否则，即便筮得吉兆，也一定会失败。也就是说，决定吉凶的主要依据并不是占筮的结果，而是人们的品德和行为。这说明，当时的一些人已经开始摆脱宗教巫术的束缚，从理性的角度对《易经》这部占筮书进行批判和改造了。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对“元亨利贞”进行了改造，添加了许多它本来没有的内容。
《左传》襄公九年记载：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固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於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惑，能无咎平？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这是以仁德为元，以礼德为亨，以义德为利，以干事为贞，即以人之四德解释卦辞“元亨利贞”，是一种新的创造。穆姜认为，随卦之所以“无咎”，是因为具备“元亨利贞”四种德行，可是她自己品德败坏，这四种德行一种也不具备，怎能无咎？照此说法，人事的吉凶，是与人的品行联系在一起的，品行不好，所占虽吉，也不能改变人的处境。这是以伦理道德的观点，解释《易经》中的吉凶占辞，反映了春秋时代的占筮观，基本上摆脱了宗教巫术的羁绊，改变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的本来面貌，将“元亨利贞”说提升到了伦理学和哲学的高度，充分体现了当时人将《周易》看作是道德修养的典籍的易学观。此种解《易》风气，开启了儒家人文主义的易学传统。
三
到了汉代，随着经学的确立，《周易》成了《五经》之首。西汉末期，著名思想家扬雄，以为经莫大于《周易》，便加以模仿而创作了《太玄》。《太玄》吸取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构造了一个贯通天人的自然哲学系统，并模仿《周易》“元享利贞”四德，提出“罔、直、蒙、酋、冥”的观念，并与四方、四时相配合，用来说明事物从无到有，从发生到消灭的无穷发展过程。从而使“元亨利贞”说第一次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层面，获得了世界观的意义。
其中，罔代表北方，冬季，此时万物潜藏，未有形兆。直代表东方，春季，此方此时阳气育物，万物孚甲而出。蒙代表南方，夏季，此时阳气极盛，万物繁茂生长。酋代表西方，秋季，此时阴气盛壮，万物皆成熟。万物至此完成了从发生到灭亡的过程。秋天已过，冬日即来，万物又蛰伏潜藏，所以称为“冥”。有形反于无形，有形可见之物又将由此发生。这样，《太玄》就用“罔、直、蒙、酋、冥”五个字，概括了阴阳二气消长，万物盛衰的周而复始的永恒的变化过程，也就是《太玄图》所说的“罔直蒙酋，乃穷乎神域”。
扬雄硬造“罔直蒙酋冥”这五个生词，概括其世界图式，表现了标新立异的作风。但此说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第一次突破了以仁、礼、义、干四种德行解释“元亨利贞”的观念，将其配以东西南北四方和春夏秋冬四时，构成了一个时间与空间相互配合的世界模式，使之具有了鲜明的世界观意义。这样，就将“元亨利贞”四德提升到了形上学的高度，对后来晋唐、宋明的易学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
宋易的兴起，标志着古代易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宋易的特点之一，就是将《周易》原理高度哲理化。此种风气也表现在对“元亨利贞”的解释上。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程颐解释乾卦卦辞说：“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惟乾坤有此四德，在它卦则随事而变。”（《伊川易传》）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更将前人的“元亨利贞”说绾结在一起。《朱子语类》云：
梅蕊初生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物生为元，长为亨，成而未完为利，成熟为贞。
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以气候言之，为温凉燥湿；以四方言之，为东南西北。
天道、地道、人道，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无不具备这四个阶段或四种属性，“元亨利贞”简直成为各种变化的综合体了。但朱熹认为，这四个阶段，既是万事万物生长变化之理，也是气化万物的过程。天道和人道，是就理说的；四时和气候，是就气说的。就事物变化之理说，此元亨利贞乃事物变化过程的四种规定性。有此四种规定性，阴阳二气和万事万物方有其流转运行和生长成熟的过程。世间的一切，概莫能外。“这个道理，直是自然，全不是安排得。只是圣人便窥见机缄，表明出来。”就气化和事物变化的过程说，元亨利贞四个阶段，是一个生生不已，循环往复，没有穷尽的无限过程。朱熹的解释，进一步将“元亨利贞”说高度哲理化了。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03期，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