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出现全球转向。这一学术转向其来有自，除受欧美史学思潮影响外，亦根植于美国中国学的内在理路。美国中国学自身有很强的空间属性。受全球史超越民族国家理念的影响，美国中国学也进一步发生空间转换，开拓了全球视野下中国边疆、海洋和全球微观史的研究。从全球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中国学“中心论”的变化和去中心化的轨迹十分必要。“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观”，前者虽属于“西方中心论”，却考虑了外部因素；后者的内部取向则距离全球史更远，且无法完全摆脱“西方中心论”。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不断“去中心化”。美国中国学通过共时性、经济史、科技史、宗教史和生态环境史等全球史整合路径，建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当今时代，美国中国学的全球史研究面临中美之间的全球博弈和民族国家叙事复归等挑战。

关键词：美国中国学; 全球史; 空间转换; 去中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学界开始更多关注全球日益增长的相互关联性进程。全球化的每个过程都有自己复杂的历史，每段历史过程都受到多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与之相对应，全球史作为日渐成熟的研究范式，成为一时潮流。全球史旨在探索人类历史在跨地区、跨文化中的关联和互动，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贸易、物种交换、疾病传播、移民、文化交流以及全球化进程对历史的塑造。它打破传统历史研究的地域和文化限制，强调跨文化联系和交流路径的重要性。全球史一方面超越民族国家史学，填补民族国家史学在一些领域的空白；另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克服“西方中心论”，力求展现多元互动的历史图景。

美国中国学和全球史范式，天然存在碰撞和张力，从而引发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就超越民族国家史学而言，全球史对中国学的定义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一定的变化，“中国”作为历史研究的区域发生空间转换。就突破“西方中心论”而言，这个变化与美国中国学自身的范式变迁和学术群体的反思精神息息相关。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再到全球史的递嬗，中国学自身的范式变迁除了受到外部世界变迁的影响，同时也暗含一条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一 超越民族国家：全球视野下美国中国学的空间转换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兰克（Leopold von Ranke）等史家大力倡导的民族国家史学成为近代史学主流。这种国别史研究的范围有所局限，研究领域多集中于政治和外交，研究立场也多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从年鉴学派史学到新文化史，虽然民族国家史学有所弱化，但并未从根本上突破这一藩篱。全球史则“摒弃被现代历史学视为圭臬的民族国家容器，打破所有的既定空间单位”，根据历史研究的具体问题和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研究单位和相应的空间尺度。美国中国学也在这一国际史学思潮演进的过程中发生了空间转换。

美国中国学本身带有很强的空间属性。自1928年始，美国学界开始系统地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从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立场以及学术训练背景出发看待中国、理解中国、认识中国”。“中国”是相对美国的一个特定区域，这一区域的研究单位主要为民族国家。对于中国史研究来说，民族国家是被普遍认同的历史书写单位。一些美国中国学家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恒慕义（Arthur W. Hummel）、赖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韦慕庭（Clarence M. Wilbur）等，都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思考中国历史。

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时代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中国”这一概念的“民族国家”意涵得到进一步凸显。费正清所倡导的区域研究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出发，以历史学研究为核心，锚定当时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再投射到一定地理范围的历史中国上。在“西方影响确实促成了中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重塑”的“冲击—回应”模式下，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仍属于传统国别史范畴。在与“冲击—回应”模式异曲同工的“传统—现代”模式中，具有费正清学派背景的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尽管具有一定的“世界主义”关怀，但仍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会在西方的冲击下失去生机和活力。“传统—现代”模式从思想史出发，所强调的是民族国家视野下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文化的消解，并不关注思想的跨文化交流和互动。

20世纪70年代，一些美国中国学家虽然认识到中西互动研究的缺失和区域研究的一些缺陷，却并未走向全球史，而是走向柯文（Paul A. Cohen）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即“尽量采取内部的（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可见美国学者对于“冲击—回应”模式的反思，没有走向多元互动，而是直接在空间上拿掉“西方”。“西方”由此在美国中国学中消失了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孔飞力（Philip A. Kuhn）才呼吁要努力“将西方重新引入”到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去。

美国中国学的空间转换并未转向“全球”，而是转向中国“地方”。因为，从社会现实来看，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使认识中国内部的历史和现实变得更为重要。正如费正清1968年12月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的《七十年代的任务》 中所说，“涉及中国的比较史学并不比中国史研究来得重要”。从学术进展来看，美国中国学在社会史和经济史领域都出现了地方化倾向。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中国地方社会史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 （1966）中指出，在关注西方的冲击之后，历史学家必须“在空间上向东方转，回到那一争斗和混乱的熔炉——鸦片战争以后的头20年的广东”，“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经济史方面，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区域体系理论，将“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是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20世纪70年代后的一段时间，美国中国学的研究重心逐渐向广东、云南、四川、湖南、湖北等省级单位下移，同时也出现了关于桐城县、济南、苏州、汉口等省以下单位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史对“中国中心观”的空间属性提出了挑战。受一些新研究领域如“剥去中国这一中心”的跨国史研究、比较历史研究、中国的“非地域化”研究等影响，“中国中心观”在空间研究上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王国斌（R. Bin Wong）的研究，都对中国历史的“界限”和“中国”一词的含义提出疑问，这些全球史研究从各方面特别是空间上挑战了“中国中心观”方法的充分性。美国中国学在传统的边疆史、沿海口岸史和地方史等领域的研究出现变化，边疆、海洋等研究单位也在全球视野下得以凸显，美国中国学研究发生空间转换。

全球史视野下美国学界的中国边疆研究在空间上主要拓展为“内亚”（Inner Asia）和西南边疆的“中间地带”（The Middle Ground）及“赞米亚”（Zomia）。传统意义上的“内亚”包括黑海以北及以东、伊朗以北及喜马拉雅，以及中国以西及以北（包括满洲在内）的地区。内亚的游牧族群与农耕人口在游牧、农耕经济的“过渡地带”或者拉铁摩尔所说的“边疆”，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互动。美国学者眼中的“内亚”甚至包括更广范围，如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办的《亚洲研究杂志》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书评部分设立“中国和内亚”类别，后来又把“中国”和“内亚”分开。不仅有关古代和近代的东北、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研究被归到“内亚”类别，关于这些区域的现当代研究也不属于中国研究而属于“内亚”研究。

随着20世纪80年代帝国史在欧美的复兴，以新清史为代表的内亚研究成为美国中国学的研究热点，并在空间上突破了民族国家叙事。这些内亚研究主要受身份认同的影响，局限于民族史或边疆史框架，并没有完全进入全球史的研究路径中去。新清史往往套用西方关于民族国家的定义和理论，借用“内亚”概念，其目的是要“构建清朝与内亚政权，特别是与蒙古政权之间在政治上的延续关系，否定与中国传统王朝的连续性”。新清史将“内亚”从地理概念向文化概念再向政治概念转变，认为清朝不是“明中国”，以至于民国“中国”不能继承清朝的遗产。这种建立并强调清朝与内亚单向联系的研究恰恰是为全球史所批评的。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帝国史的全球转向，新帝国史强调帝国的全球属性，弱化帝国的霸权属性，内亚研究也演化出新的全球化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内亚空间内寻找交流互动的网络空间。例如，丝绸之路虽被归于内亚，但是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依托来自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罕、长安、敦煌和于阗这些丝路节点城镇的出土文献，对丝绸之路的历史提出全新的见解。在他看来，丝绸之路不是被一般认为的一条很重要的商业路线，而是由不同节点构成的网络化空间，“成为这个星球上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文化脉络”。第二，一些不赞同新清史的美国清史学家从全球环境史的视角看待清朝的边疆。如，贝杜维（David A. Bello）分析了满洲（森林）、内蒙古（草原）和云南（高山）三个有代表性的清代边疆形成的案例，以展示环境变化的政治和历史意义，重点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第三，欧亚转向。濮德培（Peter C. Perdue）认为中国边疆研究应将中国与更广阔的欧亚世界相融合，并提倡“欧亚转向”。他强调应将中国历史纳入全球史，而中国边疆研究是将中国与更广阔的欧亚世界联系的一条重要途径。濮德培将清政府的征服看作一个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清政府的扩张是17和18世纪全球进程的一部分，也成为欧亚大陆历史转折点的标志。

西南边疆是全球史视域下美国中国学突破传统空间的另一方向，主要呈现为“中间地带”和“赞米亚”等空间视角。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在《中间地带》 （1991）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中间地带”这一“集空间与过程于一身”的概念。纪若诚（C. Patterson Giersch）受其启发，将18、19 世纪的云南边疆视作不同族群、文化和权力体制的跨文化实践互动空间。借鉴“边疆”和“中间地带”的概念，纪若诚对中国和东南亚的边疆地区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并提出“新月地带”（the Crescent）的空间概念，该地带大致沿着现代中缅边界从西北的腾越和八莫一直延伸到思茅和景东。这一超越民族国家的统治区域受到来自边疆土著、清朝官员和内地移民等多个群体的影响，从而在文化接触、互动和适应过程中成为社会界限和文化实践不断变化的场所或“中间地带”。与“中间地带”类似的区域“赞米亚”则是从8个民族国家延伸出来，分布在海拔200、300米到4000米的高地地区，大致范围从越南中北部向西经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以及中国的桂、云、贵、川一直到印度东北部。赞米亚研究的全球史倾向，体现在对大范围的“无国家空间”、山民跨区域逃难式移民、山地和谷地之间的共生与对立、众多文化的“进化生成”等方面的研究。同时，一些研究将赞米亚通过贸易网络与全球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19、20世纪赞米亚的贸易网络将康巴的赞米亚社区与四川、云南以及东南亚大陆联系起来，甚至扩散到大喜马拉雅地区和印度，以及中国的青海和甘肃、上海和香港。这些贸易网络将赞米亚社区与中国、全球的转型相联系，并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和政治变革。

海洋是美国中国学界一直重视不够的研究空间，而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海洋史研究逐渐成为美国中国学新的学术增长点。费正清曾长期将近代中国视为应对来自西方海洋文明冲击的内向型大陆文明。以卫思韩（John E. Wills, Jr.）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家的一系列研究促使中国学的研究空间向海洋转变。特别是卫思韩所提出的“互动性萌生”（Interactive Emergence）概念暗含全球史的意味，也为美国中国学海洋史研究的全球转向埋下伏笔。21世纪以来，新海洋史研究展现了美国中国学海洋史研究的全球视野。新海洋史“把海洋当作互动区（或者说流动的网络）”，而不仅仅是过去研究中所认为的“交往的通道”，“研究对象包括作为通道的水面（即‘网线’）以及沿岸的港口城市和岛屿（即网上的‘结’）”。这样，历史上的“海洋中国”在近代早期“自亚洲区域迈向全球化”，“从18世纪区域世界的一部分转为19世纪世界区域的一部分”，进一步显现其全球史的意涵。

由此，中国就被从民族国家视域下的“大陆中国”和农业中国剥离开来，形成了以亚洲海洋区域为网络，以沿海港口、岛屿、海域为节点组成的空间单位和研究单元。全球视野下的沿海港口如广州，作为重要的贸易节点，被认为不仅存在城市内部的欧洲人、东南亚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互动，而且存在与全球市场中其他节点如澳门、马尼拉的互动，从而体现了广州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贡献者在日益一体化的海洋商业网络中的作用。此外，在全球视野下，海域也成为富有张力的研究空间，不同群体如渔业群体等与所属社会及海洋环境之间产生良性互动。

作为对全球史空间最独特的理解方式，全球微观史是当前史学研究的最新趋势和最热话题之一。全球微观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将全球史和微观史进行优势互补并有机结合。全球微观史中的微观空间作为一种新的空间模式在全球进程中经历再地域化过程，建立地方和全球联系的跨文化网络。空间单位的规模和大小，具体取决于历史活动的对象、时间、地点等历史语境，并不具有固定性和一致性。全球微观史这一概念，由美国中国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在《一个中国农民、两个非洲男孩和一个将军——全球微观史的研究取向》 （2010）一文中率先提出。欧阳泰认为全球史研究忽略了鲜活的“人”，应该“采用微观史和人物传记的研究方法，将真实的人填充到‘模式’和‘理论’（全球历史结构）中去，书写一种可能称之为‘全球微观史’的历史”。全球微观史结合了全球史和微观史的共同点，希望“将有关全球历史进程的研究与解读其意义所需的史料及历史语境的分析工作相结合” ，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写作模式。

美国中国学的区域史和地方史研究，出现了向全球微观史过渡的趋向。例如，华南学派主要成员之一萧凤霞的研究，“接近于一种复杂的微观史视野，研究地方、地区和跨地方的历史，但并不完全脱离一种宏大的全球视野”。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著作《传教士的诅咒—— 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 （2013）则利用欧洲档案馆的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资料，聚焦一个名为“洞儿沟”的山西小村庄300年的历史。在全球微观史的视角下，沈艾娣认为研究焦点不在于“基督教是否已成为中国宗教”，而在于“中国人如何与作为世界宗教的基督教产生联系”，从而关注“历史的大叙事如何与地方的小体验互动”。梅欧金（Eugenio Menegon）结合人物传记开展全球微观史研究，用“显微镜”与“望远镜”来比喻微观历史与全球历史的交互关系，考察18世纪罗马天主教士在北京传教时进行经济和社会宗教活动的四个微观历史小片段，将生活在北京的传教士和基督徒视作连接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中美洲的全球宗教网络的终端用户。

二 去中心化的轨迹：全球史与美国中国学的范式变迁

历史写作长期以来受到两个层面“中心论”的困扰，一是研究对象上，关注历史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如中国和欧洲，忽视和遮蔽边缘地带的历史面貌；二是研究观念上的“西方中心论”，习惯用西方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模式解释异域历史，以西方的制度、体系作为具有优越性和主导性的文明发展范本来认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程。美国中国学面临与生俱来的“中心论”问题，存在从“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观”再到“全球史观”的不断变化。全球史似乎在理论上可以让美国学者克服“中心论”的问题，不偏不倚地看待中国历史，重建历史客观性。因此，从全球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中国学“中心论”的变化和去中心化的轨迹十分必要。

费正清时代的美国中国学研究在观念层面上属于“西方中心论”。这一时期的“冲击—回应”模式通常被认为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从时代背景看，费正清主要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待中国历史，并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依据。二战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美国自视的优越感，导致美国政府的决策层重点关注如何将中国重新纳入西方化的轨道，因而“冲击—回应”模式关于中国如何进入西方世界轨道的研究思路，迎合了美国当时的对华战略需要。从学术理路看，“冲击—回应”模式基于当时被广泛承认的具有普适性的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可以从自己的文明中实现现代化”，而中国鉴于其“独特的传统”的停滞性，“不得不从外部进行现代化”。

吊诡的是，从全球史的角度看，“冲击—回应”模式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却属于某种“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在近代遭遇失败的原因，乃是古代中国的成功所造成的惰性使得近代中国的统治者在文化、心理和技术上没有做好应对世界变化的准备。在全球视野下，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及这一模式被理解成一种过度夸大古代中国成功的“汉学式史学”。“汉学式史学”是一种观念上的“中国中心主义”，原因在于“汉学式史学”将古代中国看成是“由文化精英统治的统一、辽阔并且追求和平的帝国”，具有独特性和优越性。但在全球视野观照下的人口史和城市史中，这种独特性和优越性并不存在。全球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与“汉学式史学”最明显的不同在于：“汉学叙述中的中国是四平八稳、统一一致的，而全球视角下的中国有断裂、有变化、有活力。”

尽管“冲击—回应”模式属于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但至少考虑了外部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比后来的“中国中心主义”更接近全球史观。与全球史观相比，“冲击—回应”模式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并未关注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是如何在跨区域的过程中具体发生和展开的；另一方面，也忽视了中西交流中的跨文化互动，即回应方是如何能动地反作用于冲击方的。这一模式从具体的中国史研究出发，主要侧重中国自身作为受动者的“回应”结果而非“西方”的复杂冲击过程，属于一种单向线性的历史模式。一些批评者如柯文在20世纪60年代就注意到，当时的美国中国学“只关注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的过程，而忽视了中国冲击和西方回应这一反向过程”，并在后来明确指出“冲击—回应”论“预设19世纪的中西互动是一条单行道，车全部由西方开往东方，这是一种过度简化”。

在对“冲击—回应”等模式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柯文倡导“中国中心观”，主张从中国的自身特色和历史发展轨迹研究中国历史，体现一种去西方中心的研究取向。“中国中心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中心论”，因为美国中国学转向内部后，不存在作为边缘的外部，自然不存在作为中心的中国。同时，作为整体的“中国”也被分解了，例如从施坚雅到郝若贝（Robert Hartwell）的中国地方区域研究，引发了对“同一性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是否存在”的质疑。

“中国中心观”无法完全摆脱研究观念层面的“西方中心论”。首先，美国中国学一向有理论性强、概念运用多的特点，而“在中国发现历史”多用来自西方经验归纳出的理论概念，因此即使美国中国学家的“结论最终强调中国和西方社会变革的共性，而不是西方的发展与中国的停滞，或者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回应，使用从西方经验中产生的分析范畴来审视中国的历史，也存在着接受东方主义逻辑的不可否认的风险”。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也暗示了一种权力关系”：处于学术前沿的美国学者，“比当地人自己更了解亚洲人的情况”，因为他们拥有“令人敬畏的（全景式的）历史后见之明”。其次，“中国中心观”并未否认西方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发挥的一定作用，却将中国历史与全球历史相分离。班凯乐（Carol Benedict）在对穆素洁（Sucheta Mazumdar）的《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 （1998）的书评中指出，穆素洁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方面研究时，许多美国学者都在回避中国与外部世界接触的相关问题，更专注于中国内部的研究。该书的出版意味着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中国中心取向”的历史研究之后，“学者们再次将中国置于全球背景下”。

因此，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中心观”相对于“冲击—回应”理论反而是某种程度上的倒退。“中国中心观”的局限性，在于其只能适用于部分历史命题，却“掩盖或淡化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9世纪、20世纪的中国与西方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及其原因），而现代化或‘冲击—回应’理论却没有忽视这个问题”。如果要深入发掘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则必须寻找推动历史发展的本土和外部力量之间的联系、互动和交融。例如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中国中心观”低估了西方对于上海的影响，甚至“旧的‘冲击—回应’模式可能更贴近于上海”。“中国中心观”“将不仅产生与‘西方冲击’模式表面相反而实质相似的偏见，而且会妨碍我们全面地去理解中国传统主义的韧性”，所以“并不能避免欧洲中心论偏见的危险”。可以说走向全球史，美国中国学才有可能弥补“中国中心观”的缺陷。

20世纪80年代，就有一些美国中国学家非常拒斥自己的研究被归于“中国中心观”范畴，希望能够在去中心化的前提下追寻历史的客观性。例如被称为“汉学三杰”的魏斐德、孔飞力和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都在自己的研究中体现出某种去中心化的倾向。魏斐德的学生周锡瑞提到，“魏斐德教授一再强调，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要注意世界性网络的影响：中国和欧洲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它们与世界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互相依存，所以根本不存在‘中国中心观’”。魏斐德在《洪业》 （1986）一书中把明清鼎革放在17世纪全球性危机中进行考察，关注中国与17世纪全球经济货币体系的联系。他认为，国际丝绸贸易的缩减、白银进口数量减少、全球气候变冷，都与明清更替有关。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1970）一书，被柯文认为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作，然而孔飞力自己则不这样认为。孔飞力关于16至20世纪末华人移民史的研究是在全球视野下展开的，他指出：“‘西方的冲击’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的一个常识，但‘中国的冲击’却少有论及。自17世纪以来，我们观察到的世界范围内的海外华人群体，对我们来说如果不是‘中国的冲击’，又是别的什么呢？”显然，孔飞力已经跳出了“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观”，将移民群体和流散社群视作双向互动的有机体。史景迁的两本著作《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1984）和《胡若望的困惑》 （1987），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描绘利玛窦和胡若望的全球旅行史，特别是《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以四个记忆形象和四幅画将利玛窦的游历所关联的16、17世纪的欧亚历史符号化，可谓一种全球史的人物传记。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研究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研究，有的只是对史学发展可能方向的前瞻性探索。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史日益兴盛，去中心化成为美国中国学的重要趋势。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作为唱响“中国中心观”的学者，柯文自己的学术轨迹也走向去中心化。柯文的全球史研究起源于《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1997），正如柯文自己所言，“播撒如此理解全球史的种子，是我研究工作的另一项内容，也许可以说，这粒种子在《历史三调》 中已经萌芽”。该书“强调理解义和团没有什么异域视角，义和团甚至普遍存在于人类之间”，特别是通过把义和团投射到欧美等其他文化人群面临的“相似困境”来“去中心化”。沿着这一思路，柯文对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勾践故事形象进行描绘和分析，阐述勾践故事与犹太历史、塞尔维亚历史、美国历史中类似故事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超越了文化特殊性和文化本质主义。在《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力量》 （2014）一书中，柯文重点介绍了塞尔维亚、中国、法国、苏联等在20世纪都面临严重危机的国家，强调一个类似的故事对处于危机中国家的重要性。柯文把故事和历史对话中出现的大众历史记忆看作全球史的一种类型，因为历史记忆是跨文化的人类共通点。大众记忆中的故事作为跨文化现象所扮演的角色，在语言、宗教、社会、文化具有差异的世界许多地方发生。可见，柯文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观，以强调人类共性的“人类中心观”进入全球史研究的轨道。

全球视野下美国中国学的重要领域如近代中西差异的比较研究，在去中心化方面表现突出，尤以20世纪90年代“加州学派”推进的中西经济史研究为代表，这些研究突破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思考全球现代性的建构过程。1997年，王国斌出版《中国的转变——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一书，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方面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历史。1999年，彭慕兰出版《大分流：欧洲、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书。“大分流”的核心观点在于，“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大分流”这一观点强调交互比较和相互参照，从而避免以欧洲为标杆的“欧洲中心论”。

加州学派“去中心化”的努力引发了诸多争论和批评。第一，矫枉过正。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著《白银资本》 中的“中国中心论”已经引发不少批评意见，甚至被认为是“天方夜谭”。为了摒弃“欧洲中心论”强行塑造一个19世纪前世界经济中心的中国，最终只会从一个中心滑向另一个中心。第二，概念偷换。彭慕兰用核心区“江南”和“英格兰”的比较代表了中国与西欧的比较，对于区域的代表性以及区域和整体的联系并未做过多阐述。“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这一反问很容易被当成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证据，但“实际与‘欧洲（西方）中心论’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一种历史事实的陈述”。第三，忽视差异。与彭慕兰观点多有相左的黄宗智认为，彭慕兰倚赖二手材料忽视了中国经济的一些基本实际，如在“人地关系资源禀赋”上与英格兰的差异。“大分流”研究为了寻找相似性联系而忽视差异性，在“时髦”的“去西方中心论”先行的预设下论证中国和英格兰的共同点，以英格兰有去臆测中国也有，似乎并未完全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桎梏。

尽管美国中国学的“去中心化”进程不断加深，但“中心论”仍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归。中国学的研究离不开对当下中国的认识。中国的不断崛起推动了“中国中心论”的再生，也刺激了“西方中心论”的复苏。这在受全球史影响的新清史研究中亦有所体现，其部分原因在于，全球史去中心化的叙事弱化不同研究对象的差异，努力消除二元对立，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心论”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的“汉学主义”论争也推动学界进一步关注和思考“中心论”问题。“汉学主义”认为中国学在处理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时，“建立在西方为中心的种种观点、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构成的总体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汉学主义”提醒我们，学术研究确需摆脱意识形态透镜，尽力避免中国研究中的主观意识和各种中心主义，努力追求历史学的客观性。

三 建构中国与世界的关联：美国中国学与全球史的整合路径

全球史作为史学前沿方法，推动美国中国学研究不断发展。尽管全球史在美国中国学中占比不是很大，但为了建构中国与世界的关联，美国中国学家挖掘了一些全球史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得到展现的有效路径。这些路径如资本、商品、贸易、技术、移民、疾病、宗教、思想等通过各种形式，在作为全球化门户的城市、超国家结构、跨国网络等超越民族国家的地域中建构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全球史的整合路径中彼此的界限往往是含混的、重叠的，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将不同的路径剥离开来进行讨论，主要包括共时性、全球经济史、全球科技史、全球宗教史和全球生态环境史五个方面。

第一，共时性是全球史研究的天然路径。全球视野下美国中国学的共时性研究，关注同一时间节点或时间段中的中国和其他地区之间类似事件的“横向连续性”，尽管这些事件不发生直接联系。一方面，这类研究从本土因素之外的全球视野来讨论内部事件。例如，五四运动研究走向全球史的路径之一，就是关注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同一时期面临一战后国际秩序的类似反应。有研究指出，1919年春面对“威尔逊时刻”，中国、印度、埃及和朝鲜这四个国家几乎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甘地在印度发起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埃及的1919年革命和朝鲜的三一运动。另一方面，全球史的共时性研究采用自然时间，超越了非对称“历史时间”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卫思韩在《1688年的全球史》 （2001）一书中描绘了从亚非拉到欧洲，从康熙、彼得大帝到路易十四、威廉三世的全球图景，还原了全球同创共享的现代世界塑造过程中的历史场景。1688年的现代世界属于全球，属于每一个人。

然而共时性研究往往只注重时间截面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考量，未对内部长期连续性做深入分析，在回答重要的历史问题时常常争议颇多。正如奥斯特哈默所说，问题在于“当前全球史研究中的共时方法，应该促进，而非阻碍对历时变化的重新思考”。为解决“大分流”模式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王国斌和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提出以历时性分析为前提的“大分流之外”。“大分流之外”追溯中国和欧洲帝国自公元100年至1850年的形成过程，探讨中国和欧洲地区的家庭制度、亲属组织、金融市场、信用交易等特定制度如何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运作，将“大分流”的肇因视为各自的长期政治进程。

第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史是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路径。在“中国中心观”时代，“施坚雅模式”对经济史、贸易史的研究影响较大，无论是关于中国的短距离贸易还是长距离跨区域贸易，采取“地域研究方法”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种流行的倾向。在全球史的影响下，经济史、贸易史渐渐从区域经济史研究中解放出来，关注全球视野下的经济联系。微观经济层面，全球经济史“主要解释远途贸易是如何通过生产中心和财富中心的互动而扩展的”；宏观经济层面，则侧重于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历史解释，特别是欧洲和亚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比较经济史研究。

资本主义与全球经济、市场活动的关系也是美国中国学家从微观经济层面认识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角度。“冲击—回应”模式下的条约口岸体系将中国资本主义的传播过程视为通商口岸和作为“他者”的内陆腹地之间的二元对立；“大分流”模式则将江南从中国其他地区分离出来，从而也具有将中国内陆视为“他者”的倾向。王路曼（Luman Wang）在对山西票号的研究中提出“内陆资本主义”，认为19世纪50年代后在新条约体系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是从大都市向内地的单向运动，而是由内陆和沿海地区两个关联的经济动力中心相互推动。因此，全球视野下美国中国学家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将“中国”和资本主义这“唯一已知的全球必要经济互动形式”置于相互动态的关系中，相互产生，而不仅仅是“惰性”（inert）地并列或相互比较，中国和“通过资本主义向中国扩张（当然还有其他地方）”而形成的“世界”是共同形成的，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单纯的反西方中心主义无益于理解全球资本主义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应将中国和其深度融入的全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第三，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加强全球整合的核心因素之一。不同的科学技术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全球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内容如“李约瑟难题”运用的是比较史学方法，是参照西方已有的科学技术架构来思考中国为什么没有这些科学技术，并不重视科学技术流布的全球联系。从全球科技史的角度看，“现代科学并非产生于一个单一的封闭的文明的自我演化进程中，而产生于欧亚大陆诸多人类文化或文明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之中”。在全球范围内的科学知识传播、技术交换和实物流通的互动中，西方和非西方的技术都为他方提供支撑。

美国学者长期关注中国科技史，代表性学者为席文（Nathan Sivin）。席文早在1974年就注意到“科学作为超文化的东西”，并提示了一种全球科技史的可能路径：

如果没有充分估计到十六世纪以来欧洲了解印度和中国的科学成就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如果不知道在科学家们对于经验的考虑中，在他们互相传授的方法中，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变化现象下自然科学的再调整中，都受到了外来技术和材料的冲击和影响，那么，考察的结果在主要结论上是会偏向一方而使人发生误解的。

席文的学生艾尔曼（Benjamin Elman）沿着席文的思路，思考传教史与全球科技史融合的可能性。艾尔曼的著作《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 （2005）考察了16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本土科学在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影响下的演变。艾尔曼跳出西方中心论，关注中国人对西方科技的调适，主要“探索中国人对自然研究的兴趣，因为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阐述和实践自然研究，而不是猜测他们为什么没有完成欧洲人所做的事情”，强调“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的科学”。对于李约瑟难题，艾尔曼认为“关注中国传统科学在发展出现代科学方面的‘失败’虽然有趣并且具有启发性，在史学层面上却是受到了误导”，必须“评估应当如何重写全球科学史”。

军事技术方面，欧阳泰的《火药时代：世界历史上的中国、军事创新与西方的崛起》 （2016）以战争为中心，探讨中西方之间的“军事大分流”。从全球史的角度思考军事史，“不仅要问中国是如何从西方分化出来的，还要问西方是如何从东亚分化出来的”。欧阳泰认为，在火药时代的前半期，从900年左右到1450年左右，东亚的战争相对频繁和激烈，东亚是军事创新的中心。1550年后，随着东亚爆发战争，欧亚大陆两端出现了“快速的创新和相互作用”，这一平等时代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欧阳泰的研究表明，在东西方技术交流的过程中，当接触亚洲先进技术产品时，欧洲人会采用这些技术和产品；在遭遇西方先进技术时，亚洲包括被认为封闭的儒家士大夫挪用、适应和修改传入的技术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

关注媒介技术革命的发展，也是推动全球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的《中文打字机：历史》 （2017）是第一本中国现代信息技术全球史。该书认为，中文打字机的形成过程与19世纪开始的汉字融入全球化信息时代的进程同步，而这一过程并非由“语言帝国主义”所主导，而是展现了“技术的社会结构，社会的技术结构，以及中文写作与全球现代性之间令人担忧的关系”。墨磊宁特别提出中文打字机和中国现代性都不存在“中国中心观”下的历史。

第四，全球视野下的宗教史是近年来全球史研究的热门取径。自费正清时代以来，美国学者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积淀深厚，但长期受到“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的范式变换”，“从传教学和欧洲中心论的范式转到汉学和中国中心取向的范式”。但是，全球宗教网络的自身特点和传教史本身的全球属性不应局限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范式中，应在全球视野中还原中国传教史的原貌。

近20年来，美国学者的基督教史研究逐渐展现全球史形态，尽量避免单向性的文化征服或文化适应，而从全球宗教网络和地方社群的双向互动展开研究。例如，唐日安（Ryan Dunch）提出应把传教士置于全球化现代性的语境下解读，厘清他们作为中介在“推动构建普世的全球现代性”的过程中“与所在国文化的关系”。在他看来，传教士的翻译行为，受到中国读者能动性的深度影响，最终体现出宗教传播的全球互动。同样聚焦福建基督教的研究，梅欧金主要关注福建东北部福安县的本地皈依者和传教士如何将全球和外国宗教转变为既本地化又具有普世性的当地宗教。他认为，通过回答“什么样的物质和社会条件造就了福安这一本土化基督教的发展”、“人们为什么要皈依，基督徒如何使他们的价值观和仪式为当地社区所接受”这些问题，能够解释一种外国的、全球性的宗教向地方性宗教的转变。

第五，随着全球史的兴起，生态环境史成为重要研究领域，也是目前美国中国学的前沿领域。美国学者早期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如濮德培的《竭尽地力：湖南政府与农民，1500—1850》 （1987）、马立博（Robert Marks）的《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 （1998）和萧邦奇（R. Keith Schoppa）的《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 （2002），并未超越“中国中心观”和施坚雅模式。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环境史通过两种路径超越民族国家视角，重构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一个路径是考察全球视野下中国生态环境变化的后果及应对方式，如艾志瑞（Kathryn Edgerton-Tarpley）的《铁泪图》 （2008）和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的《维多利亚晚期的大屠杀》 （2001）对山西饥荒的研究，都将“山西事件纳入更宏大的叙事体系之中”，前者考察全球救灾组织在山西饥荒中的作用，后者则将山西饥荒视为全球落后国家中饥荒事件的一部分。另一路径是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这类中国环境史研究主要跟踪毛皮、鱼群等天然产品在中国边疆内外的跨区域流动。这些天然产品所来自的森林、沿海等地带都是“脆弱的生态区、疏于管理的边疆地带，并与全球保持联系”。这类关于物品跨越边界的生态环境史以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的《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 （2017）为代表。此书揭示了1760至1830年间，东北地区东珠的消亡、蒙古地区的采菇浪潮和中俄边界地区毛皮动物数量的锐减对中国内地和边疆的生态环境的改变。在被“奢侈品连起来的世界中”，这些在开发过程中影响生态环境的天然产品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从清朝边境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全球贸易相关联，“为地方、清帝国和全球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联系”。

四 余　论

走向全球史的美国中国学，主要有三种推动力量。第一，国际史学思潮的变化对美国中国学的直接影响。在运用全球史理论时，美国中国学家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作为局外人天然容易跳出民族国家叙事，建构中国历史的全球叙事。劣势在于，作为美国学者能否完全专业地去除立场中潜藏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有待考验。第二，美国中国学自身的范式变迁。美国中国学本身存在从过度重视外部到过度强调内部再到内外部均衡的动态变化过程。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框架存在理论性强、概念化突出的特点。全球史下的美国中国学相对弱化了理论先行的特点，力图还原全球整合的原本过程。第三，美国中国学家的国际视野。基于学术视野、国际学术交流、语言等方面的优势，一些美国中国学家可以利用全球史料，进行美国中国学的全球史研究。

美国中国学为中国史研究走向全球史做出一定贡献。一方面，美国中国学的全球史研究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空间和单位，不仅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空间范畴，更重要的是根据中国进入全球历史进程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空间尺度。另一方面，在伴随美国中国学发展的“中心化”问题上，尽管美国学者在知识权威和学术话语上仍有一定的“中心”立场，但全球史研究无疑推动了美国中国学家在观察视角上对中国进行更为客观的研究和思考。

改革开放特别是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这一变化也相应传导到美国中国学中。全球史的繁荣与全球化息息相关，可能出现的后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也许会有新的变化和发展。从美国自身战略出发，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避免造成误判，美国中国学所提供的“历史知识将是不可或缺的”，全球史可能是面对“历史敏感性”的最佳方法，“有助于培养战略同理心以及形成对制定重大战略至关重要的长期观点”。

全球史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史学，但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复归已经在路上。全球史背后的时空逻辑，是将“全球”“置于历史学中，梳理其与世界发展进程的联系”，从而恢复人类所处星球被湮没的过去。全球史本身并不否认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而是把民族国家当作全球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探索跨越边界和渗透内部结构的参与者和参与方式，架起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之间的复杂轨道。目前的美国中国学全球史研究中，全球因素对于理解中国历史某一时期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对于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考察仍需聚焦中国长期积淀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渊源。

在美国中国学的变迁过程中，如果说“中国中心观”范式相对于“冲击—回应”模式是矫枉稍嫌过正的话，全球史相对于“中国中心观”也是如此。中心和边缘天然存在，强势与弱势本是常态，一味地强调去中心化，寻找对等互动，并不能还原历史本相，也不能对相关现实问题作出准确解答。美国中国学家在全球史研究中仍需解决一个长期问题：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部逻辑，增强历史写作本身的“全球性”，将自己的历史书写与所写中国的真实的人们联系起来。

杨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注释略